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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茶马古道文化

来自:川藏线


茶叶产自祖国内地,输入藏区的最初时间,据史料记载兴于唐代。从唐代开始,藏族饮茶渐成习俗,并成为饮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藏族的茶文化中,除了饮食习俗的文化内涵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汉藏贸易文化。
        汉藏“茶马互市”文化在唐代初兴时,被称之为“茶马互市”,即指以汉区的茶叶与藏区的马进行互换的以物易物的经贸往来。其时的互市之所,主要设在西北地区,在互市过程中还未形成一种专门制度。及至宋代神宗时期,采纳王韶建议,榷禁川茶,用于博马,实行官营。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置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运茶叶专卖的榷茶制。至使四川的茶马互市在宋代得以兴盛。其互市地点,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今汉源)和雅州(今雅安)。元代,中央政府对汉藏茶马互市管理松驰,前期由政府统购茶叶销往藏羌地区,后政府停止经营,汉藏之间,听其民间自由互市。
        但在交通方面,元中央王朝却十分重视川藏茶马古道的通畅。为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加强对藏区的治理,开辟从内地到西藏的交通线路,至使川藏茶马古道成为正驿,并设置驿站。凡持有玺书驿卷及藏区土司文牒的僧侣官员,便可在藏区和内地之间乘驿往来。元代,川藏茶马古道共设19处驿站。到了明代,对驿站进行继续维护和扩建。及至清代,区内驿站增扩至87处。泸定、康定成为川藏交通之咽喉。及至明代,初行“金牌信符”制度,后改“引岸”制度。除此而外,明中央王朝还对藏族僧俗首领施行了朝贡制度,这种制度又被称为“贡马赐茶”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出于明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其时汉藏茶马贸易的一个必要补充。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及至乾隆时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化的“边茶贸易”制度。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度代替“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交易商品,此外,其他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大幅增加,而藏区输出的交换商品已不再仅限于马,主要是当地生产的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产品。边茶贸易制度一直实行到建国初期。
        自宋朝以来,甘孜州就是从四川至康区、西藏的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要冲地带。明初,从川西到康藏的川康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至名山、雅安、荥经、汉源、泸定、康定(藏语名打折多),然后出关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西藏。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进入康定的茶称“大路茶”。明际,黎、雅、碉门(今天全)成为川西茶马互市的最大市场,史书中有“秦巴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五千余里皆用之”的记载。明洪武年间,又开通了一条从碉门经泸定岚安、烹坝的茶马贸易通道,于岩州设市,置岩州卫,保护市易。川西茶马互市的市场从黎州西移至岩州(今泸定县岚安乡)。该道在历史上俗称为“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人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汉藏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中心,历代中央王朝治藏的重镇。

        汉、藏之间以茶叶为中心的贸易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服从于茶叶加工的其它行业得到发展;“茶马贸易是从事畜牧业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保证了肉食乳饮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清代因内地名马甚多,马匹销路不广,停止了茶马贸易后,汉藏民间的商业贸易却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藏区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和黄金等,大批销往内地,双方交换的数额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从而使藏汉民族经济更牢固地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带动藏区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明代以前,茶马贸易的互市市场均不在藏区,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场进行交换,需经长途跋涉,加之藏族长期生活在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难于适应内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时节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明代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互市市场开始向藏区纵深发展。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碉门设茶马司。洪武二十年 (1387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互市市场,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番蠲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辏’,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西藏、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藏汉间交易通过‘锅庄’为煤介。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模。”汇集于打箭炉的藏商集团,除了今甘孜州内的土司商、寺庙商,还有今西藏、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汇集于打箭炉的汉、邛、蒲帮,雅州帮等。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邛崃、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道,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
        在甘孜州境内,除打箭炉外,泸定也是历史上汉藏贸易的一个重镇,它包括今泸定岚安、化林坪和泸桥镇。化林坪虽来曾设互市之所,但为“自磨西面渡沈村,逾飞越岭至黎州”之“茶马互市”要道上的重镇。故清初“设汛于此。康熙二年,改汛为营,设守备一员,标兵一营。三十四年添设参将。四十三年改营为协”。据任乃强先生《泸定导游》载,化林城原建时,有六街大道及城垣,环城筑有营房,城内有商肆、都司署、关帝庙、城隍庙、安抚使署、千总署、土地祠、川主宫、金花庙、青山排闼坊、果亲王诗碑等建筑。果亲王于雍正十三年(1735)从泰宁返京时过此曾提诗曰:“泰宁城到化林坪,峻岭临江鸟道行。天限华羌开此地,塞垣宜建最高坪”。泸城镇的开发与繁荣则无不与汉藏贸易与泸定桥之建造有关,任乃强先生《泸定导游》记述:“泸定县治,旧称泸定桥,亦曰桥上。海拔一千四百公尺。明以前为“西番”村落,番名“阿龙”,属杂道长官司管辖。清初,从音译曰:“安乐坝”。今之安乐坝,其时与此河原相连。又其时川康间之交通分为两道,北自雅州经碉门(天全)严州(岚州)瓦斯沟人打箭炉。有时亦自岩州渡烹坝,由大冈人泸,曰雅州路。南自汉源逾飞越岭经化林坪、沈村、咱威、磨西面、雅加埂,为黎州路。中间唯自瓦角渡紫牛,为自南路斜合北路之小道。沈村、紫牛、烹坝三渡,称为泸河三要津,此外皆非冲要,安乐坝僻在一隅,无人注意。故西炉之役,全境骚动,独安乐坝无闻。炉乱定后,选地建桥,以通川藏。以其地名吉祥,水势平稳,遂勘安桥基于此。康熙四十五年桥成拨化林营兵戍守,设把总一员。桥头始有汉户,经营小贸。雍正六年,天全黎州皆改土归流,雅州升府,始设巡检于此,管理桥工水利、茶榷,及沈村、烹坝两驿站。始渐有商店成市街。其后屡因修葺铁桥,运矿开冶,且为西炉商贾,往来要站。汉人渐增,经商之外从事垦植。乾隆末叶,西陲多故,打箭炉市渐兴旺,炉之间货运日盛,桥之西端,脚店蔚起。嘉庆中,内地扰乱,川边矿业勃发,汉人赴边者多,泸定始有数十市户,亦皆农商兼营。其后天主教传人西康,教人引水灌溉,垦辟稻田,泸定地力大启,人口日增,化林与桥上,皆属汉人势力集中之地,百业渐兴”。

        带动藏区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明代以前,茶马贸易的互市市场均不在藏区,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场进行交换,需经长途跋涉,加之藏族长期生活在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难于适应内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时节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明代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互市市场开始向藏区纵深发展。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碉门设茶马司。洪武二十年 (1387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互市市场,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番蠲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辏’,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西藏、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藏汉间交易通过‘锅庄’为煤介。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模。”汇集于打箭炉的藏商集团,除了今甘孜州内的土司商、寺庙商,还有今西藏、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汇集于打箭炉的汉、邛、蒲帮,雅州帮等。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邛崃、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道,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
        在甘孜州境内,除打箭炉外,泸定也是历史上汉藏贸易的一个重镇,它包括今泸定岚安、化林坪和泸桥镇。化林坪虽来曾设互市之所,但为“自磨西面渡沈村,逾飞越岭至黎州”之“茶马互市”要道上的重镇。故清初“设汛于此。康熙二年,改汛为营,设守备一员,标兵一营。三十四年添设参将。四十三年改营为协”。据任乃强先生《泸定导游》载,化林城原建时,有六街大道及城垣,环城筑有营房,城内有商肆、都司署、关帝庙、城隍庙、安抚使署、千总署、土地祠、川主宫、金花庙、青山排闼坊、果亲王诗碑等建筑。果亲王于雍正十三年(1735)从泰宁返京时过此曾提诗曰:“泰宁城到化林坪,峻岭临江鸟道行。天限华羌开此地,塞垣宜建最高坪”。泸城镇的开发与繁荣则无不与汉藏贸易与泸定桥之建造有关,任乃强先生《泸定导游》记述:“泸定县治,旧称泸定桥,亦曰桥上。海拔一千四百公尺。明以前为“西番”村落,番名“阿龙”,属杂道长官司管辖。清初,从音译曰:“安乐坝”。今之安乐坝,其时与此河原相连。又其时川康间之交通分为两道,北自雅州经碉门(天全)严州(岚州)瓦斯沟人打箭炉。有时亦自岩州渡烹坝,由大冈人泸,曰雅州路。南自汉源逾飞越岭经化林坪、沈村、咱威、磨西面、雅加埂,为黎州路。中间唯自瓦角渡紫牛,为自南路斜合北路之小道。沈村、紫牛、烹坝三渡,称为泸河三要津,此外皆非冲要,安乐坝僻在一隅,无人注意。故西炉之役,全境骚动,独安乐坝无闻。炉乱定后,选地建桥,以通川藏。以其地名吉祥,水势平稳,遂勘安桥基于此。康熙四十五年桥成拨化林营兵戍守,设把总一员。桥头始有汉户,经营小贸。雍正六年,天全黎州皆改土归流,雅州升府,始设巡检于此,管理桥工水利、茶榷,及沈村、烹坝两驿站。始渐有商店成市街。其后屡因修葺铁桥,运矿开冶,且为西炉商贾,往来要站。汉人渐增,经商之外从事垦植。乾隆末叶,西陲多故,打箭炉市渐兴旺,炉之间货运日盛,桥之西端,脚店蔚起。嘉庆中,内地扰乱,川边矿业勃发,汉人赴边者多,泸定始有数十市户,亦皆农商兼营。其后天主教传人西康,教人引水灌溉,垦辟稻田,泸定地力大启,人口日增,化林与桥上,皆属汉人势力集中之地,百业渐兴”。

        促进汉、藏文化交流
        在历史上,川藏茶马古道既是一条经济路和政治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在这条古道上,藏族土司头人,高僧大德,汉族、满族、蒙古官兵,汉、,藏商贾,汉藏苦力背夫、驮脚常年往来其间。康定、泸定作为汉、藏民旅交汇的地带,随着汉、藏贸易的发展,带来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康定这一汉藏贸易的中心地,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十分突出。风靡海内外的歌曲——《康定情歌》就是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结果:这首歌的雏形来自康定三道桥民间,属于流行于康定的许多民歌中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中,人们既能感受到藏族民歌的韵味,又能体察到汉族民歌的影子。集中地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升华的产物。入清以来,人藏和来康的文人雅士、官吏逐渐增多,来到康区,因事因景而感发抒怀之诗词、文章、著作渐增,并流行于世。例如姚莹的《康辅纪行》、查骞的《边藏风土记》、陈渠珍的《芄野尘梦》等著作。又如岳钟琪的《泸定桥诗》,刘赞廷的《懒兵诗》,康定头道水“小天都”瀑布的摩崖石刻及孙士毅惠龄、和宁等人的《咏小天都瀑布》诗等脍炙人口。此外,康定地名和泸定桥来历的传说中,既有汉族的传说故事,也有藏族的传说故事。时至今日,两种传说依然在民间流传,而无厚此薄彼之非议。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干、吴作人也曾到康定采风作画;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康区多年,为后世留下了不少著作;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舞蹈家戴爱莲等地曾在康定进行过艺术表演……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成为康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光点越发明亮。一首《康定情歌》和一座“泸定桥’’使康定和泸定两座城市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历史名城,成为甘孜州人文旅游资源最闪亮的品牌。川藏茶马古道文化在四川从川古的邛崃一至延伸到金沙江畔,其中康定、泸定成为茶马古道文化的核心区,汉、藏文化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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